陈忠实的白鹿原 陈忠实与宣纸本《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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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兰州大雪，下午太阳出来了，雪水开始融化。站在窗前，看雪水在楼外滴滴答答地掉着，忽然有一种回到老家、回到童年的虚幻。楼外，有人敲门，邮局送来陈忠实老师赠送我的宣纸本《白鹿原》，捧在手里，欢喜至极。
记得第一次见陈忠实，还是2003年。那一年的8月，我与甘肃作协副主席阎强国去重庆参加西部文学论坛。那次会议可谓高人云集，各显神通。会上会下，我来往较多的有北京鲁迅文学院院长雷抒雁，《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王充闾，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红岩》作者杨益言，新疆作协副主席赵光鸣等诸位前辈。我的会议发言，第二日的重庆各大报都做了报道，还配发了我的照片。
会议结束的时候，正好“中国著名作家三峡行”团队莅临，我们会议上的很多人都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也机缘凑巧，一起“咸与维新”了。当时三峡行的团长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一路上，多蒙他关照。这对于初次相见的我来说，真有点受宠若惊。我还去他的房间拜访，正好《文学报》副主编徐春萍在采访。我们谈及此事，他笑着说，陕甘一家嘛。很憨厚的，没有客气的话。我当时就喜欢上了满脸皱纹如黄土沟壑的他。
那时候，正赶上酷暑，我们包的维多利亚号轮船是上等船，坐在船里，非常舒适，晚上还有鸡尾酒会。但沿路下来，地方领导接风，我们也忙于采风，颇有些疲于应付之累。经常一上岸，就一身汗。重庆本就是火炉，现在三峡水库又蓄水，温度更是高得不能忍受。于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晚饭后甲板上的闲聊了。到那时候，陈忠实身边总是围了一大圈的人。我一般不爱凑热闹，等到人散了，陈忠实一人，或三两人在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闲谈一会。他极其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和那种顾盼自雄的优越感。记得我当时还问他：“准备写下一部长篇吗？”他笑着说：“不写了。《白鹿原》写完了，似乎没有写的了。”
船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在甲板照相，我在那里与韩石山老师合影，看到另一边是陈忠实老师，很多美女、粉丝围绕着他，闪光灯在频繁地闪着。我没有过去，结果他招呼我，让我过去和我合影。看来，陕甘一家，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团队到武汉就结束了，临行的时候，陈忠实还主动给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电话，让无名的我很是感动。一路下来，我发现陈忠实老师很会“说话”。一般来说，作家都比较有个性，我行我素，但陈忠实却不然，在所有的场合他的讲话都很得体，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就我的经验来说，在作家圈子里，作家都会说话，可一到地方领导接待，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显得不那么得体，甚至显出穷酸相，一定要显示自己与“领导”的不一样，似乎还要高明一点，于是，讽刺、阴阳怪气就出来了。
但陈忠实就不一样，他依然那么平实、憨厚，说的话，虽然是应酬，却让人感觉不是应酬，而是发自内心，诚恳，低调，自尊。这是我做不到，却是我非常钦服的。记得在武汉的时候，一大批武汉的名作家出席欢迎会，武汉主席池莉看到我们的队伍庞大，就说：作家应该以个人出现，跟着这样庞大的队伍采风，会淹没了自己，会找不见自己。她的话我是同意的，但在这样的场合，作为东道主却不是很适合。轮到陈忠实讲话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话头不好接呀。结果，他的老道，以柔克刚，将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他说：刚才池莉女士说我们人很多，会淹没自己，其实，我们现在人已经很少了，好多同志今天早上已离开队伍了。我们从重庆出发的时候，有六十多人。如果那时候池莉女士也一起出发的话，她不但不会迷失自己，还会找见自己。会场上掀起了一片掌声，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此次采风过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与陈忠实老师再没有来往。后来我为了撰写《田小娥论》专门去了一趟西安收集资料，并打的到白鹿原呆了一个上午，但没有去找他。我的原则是评论发表之前，不愿与作家见面，怕话不好说。毕竟我们是中国，要讲究一点人情世故。文章写成后，我寄给了《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李先生又把稿子给了陈忠实，稿子里是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他看后，同意发表，说写得不错。后来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对田小娥的分析，我是同意的。有些学者认为我在小说里肯定了家族制，我怎么会肯定家族制呢？”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提高了，似乎有一点气愤，但很快地就缓和了。然后话题转到了朱夫子，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很成功，但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我就问他：您读过新儒家的书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塑造朱夫子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感觉，那种来自农村大地的直觉。所以，在理论层面说是有一些先天不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写《白鹿原》，主要读了《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一书，但他手中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后来我托李清霞女士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份给他。
此后，我们的联系主要就是短信了。但一般我不敢发，因为陈老师不会发短信，只要我发去短信，他就立即打来电话。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然很高兴，但总觉得太唐突了，浪费他的时间。后来，看到《小说评论》连载他的《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我看了几篇，有点着急，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撰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说话，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陈述。《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最少50年内依然是人们的话题。作者说多了，堵塞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影响了作品的生命。这无疑是一次自杀，发出去了，忽然感觉有点莽撞，心里有点忐忑。陈忠实很快打电话过来，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文章已经基本写完，他尽量不谈作品。还说到有出版社约请他写自传，他一直没有写。我说这个倒可以写写。他说，很多话都不能说，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写。我无言。
后来在发表的创作手记最后一章，有一段文字就是因我而发，但他隐去了我的名字。他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了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这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了一件小小的工程。这位年轻评论家曾写过《白》书的评论文章，他的坦率令我敬重。我当即回话给他，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却难得把剩下的小小尾巴舍弃不写。”
记得第一次见陈忠实，还是2003年。那一年的8月，我与甘肃作协副主席阎强国去重庆参加西部文学论坛。那次会议可谓高人云集，各显神通。会上会下，我来往较多的有北京鲁迅文学院院长雷抒雁，《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王充闾，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红岩》作者杨益言，新疆作协副主席赵光鸣等诸位前辈。我的会议发言，第二日的重庆各大报都做了报道，还配发了我的照片。
会议结束的时候，正好“中国著名作家三峡行”团队莅临，我们会议上的很多人都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也机缘凑巧，一起“咸与维新”了。当时三峡行的团长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一路上，多蒙他关照。这对于初次相见的我来说，真有点受宠若惊。我还去他的房间拜访，正好《文学报》副主编徐春萍在采访。我们谈及此事，他笑着说，陕甘一家嘛。很憨厚的，没有客气的话。我当时就喜欢上了满脸皱纹如黄土沟壑的他。
那时候，正赶上酷暑，我们包的维多利亚号轮船是上等船，坐在船里，非常舒适，晚上还有鸡尾酒会。但沿路下来，地方领导接风，我们也忙于采风，颇有些疲于应付之累。经常一上岸，就一身汗。重庆本就是火炉，现在三峡水库又蓄水，温度更是高得不能忍受。于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晚饭后甲板上的闲聊了。到那时候，陈忠实身边总是围了一大圈的人。我一般不爱凑热闹，等到人散了，陈忠实一人，或三两人在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闲谈一会。他极其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和那种顾盼自雄的优越感。记得我当时还问他：“准备写下一部长篇吗？”他笑着说：“不写了。《白鹿原》写完了，似乎没有写的了。”
船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在甲板照相，我在那里与韩石山老师合影，看到另一边是陈忠实老师，很多美女、粉丝围绕着他，闪光灯在频繁地闪着。我没有过去，结果他招呼我，让我过去和我合影。看来，陕甘一家，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团队到武汉就结束了，临行的时候，陈忠实还主动给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电话，让无名的我很是感动。一路下来，我发现陈忠实老师很会“说话”。一般来说，作家都比较有个性，我行我素，但陈忠实却不然，在所有的场合他的讲话都很得体，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就我的经验来说，在作家圈子里，作家都会说话，可一到地方领导接待，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显得不那么得体，甚至显出穷酸相，一定要显示自己与“领导”的不一样，似乎还要高明一点，于是，讽刺、阴阳怪气就出来了。
但陈忠实就不一样，他依然那么平实、憨厚，说的话，虽然是应酬，却让人感觉不是应酬，而是发自内心，诚恳，低调，自尊。这是我做不到，却是我非常钦服的。记得在武汉的时候，一大批武汉的名作家出席欢迎会，武汉主席池莉看到我们的队伍庞大，就说：作家应该以个人出现，跟着这样庞大的队伍采风，会淹没了自己，会找不见自己。她的话我是同意的，但在这样的场合，作为东道主却不是很适合。轮到陈忠实讲话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话头不好接呀。结果，他的老道，以柔克刚，将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他说：刚才池莉女士说我们人很多，会淹没自己，其实，我们现在人已经很少了，好多同志今天早上已离开队伍了。我们从重庆出发的时候，有六十多人。如果那时候池莉女士也一起出发的话，她不但不会迷失自己，还会找见自己。会场上掀起了一片掌声，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此次采风过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与陈忠实老师再没有来往。后来我为了撰写《田小娥论》专门去了一趟西安收集资料，并打的到白鹿原呆了一个上午，但没有去找他。我的原则是评论发表之前，不愿与作家见面，怕话不好说。毕竟我们是中国，要讲究一点人情世故。文章写成后，我寄给了《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李先生又把稿子给了陈忠实，稿子里是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他看后，同意发表，说写得不错。后来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对田小娥的分析，我是同意的。有些学者认为我在小说里肯定了家族制，我怎么会肯定家族制呢？”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提高了，似乎有一点气愤，但很快地就缓和了。然后话题转到了朱夫子，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很成功，但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我就问他：您读过新儒家的书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塑造朱夫子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感觉，那种来自农村大地的直觉。所以，在理论层面说是有一些先天不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写《白鹿原》，主要读了《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一书，但他手中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后来我托李清霞女士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份给他。
此后，我们的联系主要就是短信了。但一般我不敢发，因为陈老师不会发短信，只要我发去短信，他就立即打来电话。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当然很高兴，但总觉得太唐突了，浪费他的时间。后来，看到《小说评论》连载他的《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我看了几篇，有点着急，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撰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说话，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陈述。《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最少50年内依然是人们的话题。作者说多了，堵塞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影响了作品的生命。这无疑是一次自杀，发出去了，忽然感觉有点莽撞，心里有点忐忑。陈忠实很快打电话过来，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文章已经基本写完，他尽量不谈作品。还说到有出版社约请他写自传，他一直没有写。我说这个倒可以写写。他说，很多话都不能说，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写。我无言。
后来在发表的创作手记最后一章，有一段文字就是因我而发，但他隐去了我的名字。他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了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这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了一件小小的工程。这位年轻评论家曾写过《白》书的评论文章，他的坦率令我敬重。我当即回话给他，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却难得把剩下的小小尾巴舍弃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