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县自明本志令 文言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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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刚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

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还乡了。

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

所以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栋精致的书房，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又调任典军校尉，心里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了。希望得到封侯当个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上题字说：“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各地纷纷起兵讨伐。

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裁减，不愿扩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意气骄盛，要与强敌抗争，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部下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再去招募，也仍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

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吏，击败了黄巾农民军，收编了三十多万人。再有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部下都向他称臣，改称城门为建号门。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计划已定，有人劝说袁术立即登基，向天下人公开宣布。

袁术回答说：“曹公尚在，还不能这样做。”此后我出兵讨伐，擒拿了他的四员大将，抓获了大量部属，致使袁术势穷力尽，瓦解崩溃，最后得病而死。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势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他匹敌；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为正义而牺牲，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

幸而打败了袁绍，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忽进忽退，观察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平息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当上了宰相，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极点，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 

今天我说这些，好象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

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

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庭，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

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庭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庭，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原文：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

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

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

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

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此文出自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

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文章特点：

为魏、蜀、吴三国各自修史，合成一书，充分显示了陈寿的史才。史料取舍非常用心，再三审慎。记载史事，据实直书，评价人物，较客观公正。清代学者赵翼在批评陈寿的同时，也不得不赞赏他“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叙事生动，语言洗练干净，评论中肯得当。书中塑造的谋臣武将各具特色，性格鲜明。谋臣既足智多谋又人格完美，如荀彧、程昱、郭嘉；武将虽勇冠三军，却有明显的缺点，如狂傲的关羽，暴躁的张飞等。

文章简介：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

《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

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百二回本《三国演义》。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独特魅力的人，他的书法和音乐才华令人惊叹，他是杰出的服装设计师，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一个有着让人回味的丈夫。他胸怀坦荡、讲实话（不慕虚名而求实祸）、善权谋、善用人，他的各方面成就使他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完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人，政治斗争中的猜忌、狡猾也不少，毕竟那是生存的基础。
有别于曹操的那些“建安风骨”的古诗，这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既是曹操展现政治思想又是展现曹操心声的奇文。通篇实话娓娓道来，充分展现了曹操的文学才华，也凸现他个人独特的魅力。
这篇文章原载于裴松之注陈寿作传的《三国志�6�1魏武帝纪》里。
曹操写这篇"令"时，正值北方广大地区刚刚安定下来，但人心并不稳定，内外政敌攻击他想“谋为篡逆”。为了安稳人心，反击政敌，才写了这篇文章。在本文中主要叙述了他起初的志愿只是要作好一个郡守，以建立自己的名誉。后来感到世道太乱，于是想隐居读书射猎来等待天下的治理。后来又被征为典军校尉后，愿为国建立功业，得到封侯，做了征西将军。他在董卓之乱后兴举义兵，初举兵时并不打算多招募士兵。这说明他自己的“志”本不广。后来消灭了袁术、袁绍、刘表，平定了北方。由于屡建功业，身为宰相，已经是过于所望。他列举了齐桓、晋文、文王、乐毅、蒙恬等古人行事后，又以周公自况，申明自己功业虽大，并无代汉自立之心。他之所以不肯释兵权，完全是为了自卫，亦是为了卫国，为此目的，不妨受恩封，借此为外援，作为万全之计。最后申明了让县的原因，在于不贪天之功，并以损谤。
本文的主旨是通过这篇“令”以坦率而典重的语言说明他自己在不同形势下产生的不同的本“志”心愿，并奉还大部分食邑（即让县），以“分损谤议”，表现出他的气度和见识，当然也流露出一些踌躇满志的神态。

原文：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译文：
我最初被推举为孝廉，那时很年轻，自以为本来就不是隐居知名的人，惟恐被国人以平凡愚钝的人看待，打算做一郡的太守，认真地处理地政务，来树立名誉，让世人能清楚地了解我。因此在任济南太守时，开始铲除残暴，改变陋习，公正地选拔人才，这就得罪了那些有权势的宦官，因此遭到那些豪强的憎恨，恐怕给家族招来祸患，所以就借口有病，辞官回乡了。
辞官以后，年纪还轻，看看和我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有的已经五十岁了，还自以为不老，我心里考虑：从现在开始再过二十年，等天下安定以后，才和同年举孝廉的人刚举孝廉时的年龄相仿罢了。所以在这一年回到家，在谯城以东五十里的地方建造学房，打算秋夏读书，冬春打猎，找个低洼的地方，利用泥水多交通堵塞的条件来隐蔽自己（也就是居于偏远的地方不让人知道），断绝宾客想要和自己往来的念头。然而这个打算未能如意。
后来征召为都尉，还没就职，就又改做典军校尉。心意也就改变了想为国讨贼立功，希望能够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前的神道碑上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愿。
而后遭逢董卓作乱，（我就）组织讨卓义兵。此时纠集兵卒能够得到很多人，然而我常常自己限制，不打算更多募集。这样做的原因是，兵多意见多，与强敌相争，或者变成意见的开始。所以汴水一战我只有几千人，后来回到扬州重新招募，也还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
以后（初平三年）作衮州刺史。击败黄巾三十万人。接着袁术在九江冒用帝号，部下都向他称臣，城门定名为"建号门"，衣着服饰都按天子的典制，两个妻子也预先争做皇后。称帝的野心和计划已定，有人劝他马上就皇帝位，布告天下，他回答说："曹公还在，不行啊！"后来我讨伐袁术，擒获了他的四员大将，俘虏了他的大批部属，就使袁术走投无路，彻底崩溃，发病死去。等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力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是他的对手，但又考虑到为国效死，为消灭割据安定全国的大义而献身，足以流传后世。幸而打败了袁绍，又斩首而悬之示众了他的两个儿子。接着刘表自以为是皇帝的同族，怀着邪恶的用心，忽进忽退，以窥测形势，占据着荆州，我又平定了荆州，这就平定了天下。我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了顶点，这已经超过了我的愿望了。
现在我说这些话，好像是自我夸耀，但是想叫人再没有什么说的，因此自己也就直言不讳了。假若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啊！或者有人看见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这类事，恐怕他们私下议论我，说我有称帝的野心，胡乱猜测，我常常因此内心不安。齐桓公、晋文公传誉至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虽然兵势强大，却还能够拥戴周天子啊。《论语》说："周文王虽然得到天下三分之二诸候的拥护，（足以取商而代之），可是他仍旧服事商纣，周文王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这是强大的诸候能够臣服于弱小的天子啊！以前燕将乐毅逃往赵国，赵王想和他谋划攻燕，乐毅伏地流泪，对赵王说："我事奉昭王，如同事奉大王一样。我如果获罪，放逐在别的国家，一直到死，连赵国的贱役也舍不得加害，何况燕王的后代呢！"胡亥杀害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统帅三十万军队，我的力量足以背叛，然而我虽然自己知道一定会死，还是要遵从君臣大义，不敢玷辱祖先的教诲而忘掉先王的恩德啊！"我每读这两人的书，没有一次不感动得落泪的。从我祖父、父亲到我，都被朝廷当做亲信并委以重任，可以算是被信任的了，到了子恒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我不是只对你们说这些，也常常把这些话告诉妻妾，让他们都深刻地知道我的心意。我对他们说："想我死后，你们都应该出嫁，要让你们宣扬我的想法，让别人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啊。我所以诚诚恳恳说出这些心里话，是因为看到周公用《金滕》书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自己的缘故。
然而想让我随随便便放弃我统领的军队，把它交给主管人员，自己回到武平国去，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我真是担心自己放弃了兵权，就会被人谋害啊。既然为子孙打算，又（考虑）自己失败国家就要危亡，因此不能追慕虚名而处于实际的祸患之中，这是我所不能做的事情。以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辞让不接受；现在改变主意准备接受，不是想又以此为荣，是想借此做为外援，做为万全之计。
我每次听说介之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时，没有一次不感动得放下书叹息，深感其中有自省之处。想到我凭借朝廷的威望，代天子出征讨伐，除去自己的弱势来攻克强敌，以小擒大，意中所图谋的事，做起来没有不如意的；心中所思考的事，推行时没有不成功的。于是就终于平定了天下，没有辱没主上的使命，可以说是上天帮助汉室，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然而我的封地兼有四县，享用三万户的租税，我有什么样的功德能接受呢。天下还未平静，不可以让位，至于封地，是可以辞让的。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两万户交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一万户的租税，姑且以此减少别人对我的毁谤和非议，稍稍减轻我受到的责难。

典故及其含义：
本文在第三部分，也就是第六自然段，举出齐桓、晋文、文王、乐毅、蒙恬等典故：齐恒、晋文之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矣，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接下来还以周公自况，作者用这些典故旨在申明自己功业虽大，却无代汉自立之心，如同这些先贤所为啊。
文章第四部分又举出“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典故。这两个典故说的都是不受禄不受赏，只为忠君事国。再一次强调自己并无个人所图，只怕辱没了主上的使命。而现在兼有四县，享用三万户的租税，怎么承受得了呢！虽说天下尚未平静，不能交出兵权，但可让出封地。这样就可以“分损谤议”了。
文中所用典故，不仅服务于主旨的表达——每一个典故都紧紧围绕着虽无代汉自立之心，却又不能“离兵为人所祸”，而导致“国家倾危”，还要分损谤议，这样的中心，而且处处强化了全文的中心。此外，所用典故事例典型，所引人物都是历史上的名君、名相、名将，也由此映射出曹操深谋远虑的城府和凌厉群雄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