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中日关系的论文 写近年事件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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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论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并且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资金。双方在节能环保、绿游、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紧密，加之日本要重振长期疲软的经济,它没有理由失去中国。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与韩国的竹岛问题,朝核问题,与俄的北方四岛问题,联合国的入常问题等等,都要中国支持或不想与中国另生争端。日本在“入常”、绑架问题、8国峰会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自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首就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很大改善。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双方关系异常转暖。此外,日本也会看美国眼色行事,现在看中美关系应该最差也是维持现在这样,中美关系正常,日本也不会太出格. 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强大,大地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奥运的成功举办,这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这也让中国影响力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民间的现状则是：近日《读卖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可以信赖的国家，6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70%以上的人在历史对日本还存在怨恨。而日本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国家，而40%以上的人持相反意见。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日情感有所改善，但在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信任度还在70%以上。
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发展前景：从三个方面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然而，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其次，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
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