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刘弗陵8岁继位，只当了13年，为何在汉朝皇帝中地位却很高？
汉武帝驾崩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刘弗陵在位13年，虽未能亲政，但在他治下，朝廷轻徭薄赋，恢复经济，开启了昭宣之兴，若只将他视为“充位”之君，并不恰当。
在以皇帝为尊的封建时代，汉昭帝在政局中的地位及影响不应被忽视。尤其是他对“燕王旦谋反”事件的处理上，稳定了朝局，体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但客观上又导致了朝中权力失衡，霍光一家独大，开启了外戚干政之风，无论是对西汉一朝的历史还是对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变都有着重要影响。
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始末
汉武帝共有皇子六人，即卫皇后子卫太子，王夫人子齐怀王闳，李姬子燕王旦，广陵王胥，李夫人子昌邑王髆，以及赵婕妤子弗陵。诸子之中，汉武帝最后选定幼子弗陵为继承人。刘弗陵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且在其之上，还有卫太子，弗陵继位，面临两个问题：卫太子因何被废？幼子为何得立？
卫太子于公元前128年出生，武帝时年二十九岁，甚为欣喜，对他极为宠爱。但是，随着卫太子年岁渐长，武帝对他颇为不满，“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不仅如此，武帝与卫太子在施政理念上很是不同，在诸如治民、征伐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此乃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初，武帝为了培养卫太子，特意立博望苑，鼓励他结交大臣，熟悉朝政，从而卫太子得到了一批“宽厚长者”的亲附，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二人原本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上升为政治势力的对立。然而在皇位继嗣方面，武帝仍然属意于他。
为何武帝仍属意卫太子为皇位继承人呢？究其原因，即为“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武帝五子（当时刘弗陵尚未出世），或早夭，或因事见罪与武帝，或性格暴戾，有违君主之德，只有卫太子，性格宽仁，且从小接受储君教育，因此尽管武帝对其不甚满意，但在当下，却是最为合适的继承人。
不过刘弗陵的出生，这一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公元前94年，昭帝刘弗陵“任身十四个月乃生”，与传说中尧母怀孕十四个月生尧一样，武帝因此将其母赵婕妤所居住的钩弋宫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可以说，昭帝的出生令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汉武帝是一位非常迷信的人，他对于方士之学、神仙怪谈等都十分热衷，而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更为惊奇，他成功地取代了卫太子的位置，成为武帝心中最佳的皇位继承人，赐名“尧母门”便充分表明了武帝这一想法。
“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太子尚在，武帝却将幼子与古帝王相联系，这足以表明武帝起了换嗣的念头。司马光对此评价道：
“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而江充等人以此揣测出武帝的想法，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尧母门”之后仅三年，“巫蛊之祸”起，太子惨死，卫氏一族灭。不得不说，“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如上所述，武帝与太子之间存在着治国理念的分歧。但是随着二人在朝中各自拥有的势力，原本的理念分歧逐渐上升为政治权力的对立，并且原本仅仅局限在武帝与太子父子之间的矛盾扩大成了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帝与太子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被触发，造成较大的动荡。但其余诸子难堪大任，没有一个比太子更加适合成为一位“守文之军”，因此武帝仍然将其视为继承人，这乃不得已的选择。
而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找到了最佳的选择——一位和传说中的古帝王尧一样怀胎十四个月才出生的儿子，对于“好鬼神”的武帝而言是继承未竟事业的最佳人选。“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想要立刘弗陵为嗣，而太子也失去了最后的依仗，最终在“巫蛊之祸”中以自尽惨淡收场。在这之后，武帝为幼子的继位做了很多安排。“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这与太子长大后，武帝评价其“不类已”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避免昭帝继位后出现主少母壮的情况，重蹈当年吕后的覆辙，武帝不惜借小过赐死昭帝之母赵婕妤。公元前87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朝会诸侯宗亲，此次朝会即是在为昭帝继位做准备。春二月，汉武帝行幸五柞宫。病笃，立幼子弗陵为太子，以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令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武帝就这样将偌大的帝国交付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
“燕王旦谋反”事件中汉昭帝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尽管武帝尽己所能地为昭帝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但年仅八岁的幼子即位，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如何稳定政权。昭帝即位之初，燕王旦便私与宗室刘泽等人策划谋反。然而该计划被缾侯刘成告发，时任青州刺史的隽不疑立刻逮捕了刘泽。最终该谋反计划破产，刘泽等人被处死，因昭帝初即位，为避免事态扩大，再加上燕王旦姐鄂邑长公主权力颇大，燕王旦未被追究。
但数年之后，燕王旦再次谋反，事态更为严重，最终得以平定，昭帝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公元前80年，燕王旦伙同鄂邑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及其子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谋反。此次谋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燕王觊觎皇位之外，还针对霍光。组织谋反的燕王、鄂邑长公主、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均怨恨霍光，在上书汉昭帝诬陷霍光的阴谋没有得逞的情况下，他们制定了新的计划，即由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以伏兵诛杀之，再废昭帝迎立燕王。然而事泄，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皆被诛杀，燕王、鄂邑盖长公主自尽，上官皇后因为年幼未参与此事，且为霍光外孙女，未受牵连。
在燕王旦第二次谋反行动中，汉昭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燕王旦等人为了扳倒霍光，最初采取的手段是上书诬告霍光，但被昭帝识破，未果。有人其归咎为昭帝对霍光的信任，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汉书·霍光传》就上官桀等人诬告霍光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书，……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人。上问：‘大将军安在？’……有诏召大将军。光人，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对于燕王一党诬告霍光，汉昭帝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最初，昭帝收到上官桀等人以燕王名义控告霍光图谋不轨的奏书，他的反应是“不肯下”，即留住奏书不肯批复下发。第二天，霍光得到消息，不敢入殿。昭帝召见他，指出奏书系伪造的事实，并令官府紧急搜捕已经逃亡的上书之人。上官桀等人因惧怕东窗事发，妄图劝阻，昭帝此时的反应是“不听”。之后上官桀一党再诬告霍光，昭帝的反应是“辄怒”，明确表示霍光是忠臣，再有人诽谤霍光就判他的罪。
在霍光一党与燕王一党等人的对立中，昭帝的态度是从最初的“不肯下”，即不作任何表态，转变为就事论事，指出奏书作伪，最后才强烈地表示支持、相信霍光，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站在霍光这方。如果昭帝在此次谋反事件中维护霍光是基于对他的信任，为何不在接到奏书时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经过一番波折，才明确维护霍光呢？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当时的皇帝，昭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他的态度影响是很大的。在燕王旦集团与霍光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采取何种措施或者站在哪一方，其结果都将截然不同。昭帝为何最终选择支持霍光？我认为，这是昭帝在权衡各方政治势力后，出于稳定自身政权的目的而决定的。
武帝临终托孤，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辅政大臣，“兼领尚书事”，构成了内朝的核心。后由于金日磾早薨，内朝实际的决策者为霍光与上官桀，其中尤以霍光为主，“总领尚书事”。对于外朝的安排，则是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田千秋为丞相，其中田千秋为人敦厚老实，并不以才能谋略见长，而御史大夫桑弘羊乃武帝对内对外诸多政策实施的财政来源，能力颇强，因此外朝的决策者为桑弘羊。这是昭帝一朝主要的政治势力，燕王旦第二次谋反正是当时各势力集团矛盾的产物。
首先是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武帝临终之际，霍光、上官桀、金日磾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金日磾于公元前86年九月去世，辅政大臣只余霍光、上官桀二人。本来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却渐生嫌隙。上官皇后为上官桀子安和霍光女所生，上官安想通过霍光使其女入宫，霍光以该女年纪太小为由不答应。后上官安通过鄂邑盖长公主的内幸丁外人达成所愿，其女入宫，初为婕妤，数月后立为皇后，年仅六岁。上官桀父子因此与长公主交好。之后，上官桀父子数次为丁外人求爵求官，霍光皆不应，因此遭到怨恨。上官皇后册立之后，上官桀父子并为将军，又有椒房之重，不满霍光独揽朝政，日渐对立。
其次是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矛盾。霍、桑二人在国家政策方面分歧巨大。霍光作为武帝临终之际的托孤大臣，奉行的是武帝晚年所制定的安定民生、与民休息的政策；而桑弘羊乃是武帝一朝的首席财政大臣，为武帝北伐匈奴、扩大版图保证了财政来源，强调的是扩军备战，巩固边防，增加财政收入。二者施政理念的分歧在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就在盐铁会议召开这一年，杨敞被任命为新的大司农。虽然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但大司农一职，实际上仍然由杨敞掌管。杨敞原为霍光的大将军府中的军司马，后迁为长史，甚为霍光亲信。这一举动无异于夺走了桑弘羊的部分权力，两人矛盾愈加尖锐。
面对共同的敌人，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走到了一起。而这两大集团的对立，最终变成了昭帝与燕王旦之间以皇位为焦点的斗争。昭帝以庶子身份继位，年龄尚小，不具备威慑力，因此燕王旦蠢蠢欲动，企图皇位。燕王曾为争夺皇位，与刘泽等人勾结谋反，事败，虽未被问罪，但仍“常怀怨望”，对辅佐昭帝的霍光也颇为不满。燕王旦为鄂邑长公主的同母弟，与上官桀父子、桑弘羊日益亲密，最终合作，该集团的目的也由扳倒霍光变为废昭帝，改立燕王。
在以霍光为首和以燕王为首的这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面临站队，选择任何一方，权力都将失控，他左右为难。霍光大权在握，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威胁到昭帝的政权，而燕王一党则是抱着颠覆政权的目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权衡利弊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支持霍光，消除了燕王对皇位的威胁，保证了皇位的稳固。这也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人君的政治智慧。
汉昭帝就“燕王旦谋反”一事的处理，稳定了政权，但客观上造成了朝中权力失衡，霍光一家独大。因为君权与臣权的失衡，昭帝在位13年，终究没能单独执政，一展抱负，而霍光作为辅政大臣，帮助皇帝改善民生，轻徭薄赋，开启了昭宣中兴，避免了重蹈秦之覆辙，功勋卓著，但不能否认他专擅弄权，架空君王的罪责。霍光专权，一直延续到宣帝一朝，决定了两位皇帝的废立，开启了外戚干政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小结
综上所述，昭帝并不是一位“充位”的君主，相反，他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发展变化影响甚大。昭帝的出生使得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不再将“不类己”的太子看作皇位继承人，从而加速了“巫蛊之祸”的发生。在燕王旦等人谋反事件中，汉昭帝识破了燕王旦等人的阴谋，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较好地处理了该事件，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也因此使得霍光无人牵制，一家独大，其影响颇为深远。
汉昭帝刘弗陵虽然只做了13年皇帝，但他在汉朝的地位却非常高，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外与匈奴和亲，内使百姓充实。推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罢除盐铁酒类专卖，不与民争利。使得“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从下面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汉昭帝到底有多贤明了。
有一天，霍光带着人出城去检阅御林军，同时又调了一位校尉到他的大将军府，这时，老对手上官桀一看，这真是一个陷害霍光的好机会。
于是，就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皇帝写了一封黑状，罪名有两个：
一：霍光检阅御林军的时候，一路上耀武扬威， 乘坐的马车与皇帝出巡时乘坐的一样，是僭越。
二：霍光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刘旦还说，皇上我担心你的安全啊， 我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负责你的保卫工作，查处奸臣作乱。
刘弗陵即位时只有8岁，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燕王刘旦心中不服，整天琢磨着怎么把刘弗陵搞下去，自己当皇帝。
但是有霍光在，他这篡位的事就搞不成，于是整天琢磨怎么能除掉霍光，本以为有了这一封黑状，那霍光肯定要倒台了。
第二天，一上朝，刘弗陵一瞧，霍光没在，开口问：“霍大将军怎么没来，请假了吗？
这时，上官桀立刻站出来说道：“大将军因为听说被燕王告了，心里有鬼，不敢来。在偏殿等候着皇上发落呢。”
刘弗陵让人把大将军请上来，霍光一来，哐当一声跪下说：“臣被人诬陷，请皇上做主。”
刘弗陵很淡定地说，你先起来，我不会治你的罪的，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没有谋反的心。
霍光虽说是权臣，但听到皇帝这样说，心里也不免感动，便问到：您是怎么知道的。
刘弗陵说：“这个简单，朕给你们分析一下。
刘旦封地在燕，离京这么远，他不可能天天盯着你对吧，而他上书里写的阅兵之事，也就是前几天的事，他消息再灵通，这一来一回，他的奏疏未免来得太快了吧。
而且调动一个校尉，怎么能是谋反呢，这很显然是有人借了燕王的名义在诬陷大将军嘛。这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上官桀等人见刘弗陵如此聪明，又听说要追查这个事，赶紧说：“皇上说得对，一定是有人恶作剧，这点小事，就不用查了吧。”
刘弗陵默然。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这一事件时写道：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意思是，意思是，皇帝真了不起。
刘弗陵也不过10来岁的孩子，但却轻松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不得不说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汉朝帝虽然年纪很小，却很有智慧，能够分辨忠奸，是治国理政的一把好手。又有一干大臣辅佐。胜过西汉很多皇帝。
因为他是一位贤明的君王，在汉武帝穷兵黩武后采取的是与民休养的政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因此其地位高。
他保障了汉朝20年的安定繁荣，更改了很多武帝时不合理的政策，继续执行武帝末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国内富足，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发展盐铁会议成果。霍光、桑弘羊辅政，因意见不同，有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轻徭薄赋。史载昭帝即位后，就关心农民而“亲耕籍田”，
刘弗陵在位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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