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理论发展

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理论有何理论贡献~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于1950年代,兴盛于1960年代,于1970年代衰落。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比较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政治发展理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难以抉择》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1],而且他还与迈隆·韦纳(Myron Weiner)组织哈佛——麻省理工的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JOSPOD)[2]。该研讨会始于1964年,来自剑桥——波士顿地区的学者们每月聚集到一起,就政治发展的诸多论题展开讨论。这些论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发展和种族关系、发展的外部和国际影响因素、人口与发展、第三世界民主制度和过程的角色等等。这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治发展理论虽然已经衰落,但是政治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发展贡献颇多。那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诸多裨益。本文主要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作研究述评,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深化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概况

国外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由于亨廷顿的文章和著作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深远,而且立意新颖,约瑟夫·拉布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3]、马克·克塞尔曼(Mark Kesselman)[4]等学者对其著作发表书评。政治发展理论衰落以后,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5]等学者在反思政治发展理论的时候,高度评价亨廷顿的理论贡献。也有学者如亚历山大·格劳思(Alexander J. Groth)[6]对亨廷顿的政治制度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帕特南(Robert Putnam)[7]和卡普兰(Robert Kaplan)[8]撰写的亨廷顿思想传记,为我们全面了解亨廷顿的思想提供重要素材。近年来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关注相对较少,佛兰西丝·哈葛扁(Frances Hagopian)[9]等在评论当代政治发展时提及亨廷顿的理论。

港台的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关注在1980年代达到高峰。1982年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当代政治学巨擘书系,其中彭锦鹏[10]所著《政治安定的设计家——韩廷顿》(台湾将“亨廷顿”译为“韩廷顿”或“杭廷顿”)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理论。陈鸿瑜[11]、江炳伦[12]等学者也对亨廷顿的理论作了中肯的评价。

大陆学者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严博非[13]在1989年的《读书》上撰文指出,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抛弃“乌托邦”。1990年代,张星久[14]等探讨亨廷顿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王彩波[15]等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角度来论述。近几年来,岳世平[16]等探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涉及到政治现代化、政治衰朽、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革命、改革等诸多方面。如何概括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是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彭锦鹏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目标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革命和改革。彭锦鹏称亨廷顿为“政治安定的设计家”。[17]

张星久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包括四个方面即:政治发展治不稳定的根源——现代化;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政治制度化;传统政治体系实现变革的着力点——革新与吸收能力;实现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战术——费边式与闪电式战略的结合。[18]王彩波探讨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这包括:政治发展目标(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政治制度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19]

余红胜则分别从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革命和改革)、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政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20]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上,学者的意见较为一致。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前期)和政治民主(后期)为目标的,其政治发展的手段和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的动力在于革命和改革。当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非常丰富,比如亨廷顿对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等阶层在政治变革中作用的分析也很精到。

三、亨廷顿政治发展的目标——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

张桂琳[21]从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视角考察了亨廷顿的稳定民主观。亨廷顿分析了发展总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并提出稳定推进民主与政治现代化的措施:建立强大政府;强化制度化建构;重视政党在政治稳定中的特殊作用;重视政治发展中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张桂琳认为,亨廷顿的稳定民主观并非说明他不尊重民主,相反,亨廷顿是一个忠实的民主主义者,这从他1989年出版的《第三波》一书可以得到印证。所不同的是,亨廷顿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动荡不安的历史中感悟到:民主和稳定都是人类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是民主的前提。

Mark Kesselman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稳定放在中心地位,政治衰朽意味着被统治者对政治秩序的瓦解。亨廷顿没有考虑统治者引发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统治者阶层的破坏。他质疑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观,认为亨廷顿所提出的政治稳定优先于自由的理由不充分。秩序必须优先于自由可以从逻辑上和经验立场上加以质疑。即使我们同意秩序在逻辑上先于自由,这并不必然要求秩序在时间上先于自由。实际上,那些早期有强大权威的国家(如普鲁士)证明并不如秩序和自由同时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更自由。 [22]

Joseph LaPalombara也认为,亨廷顿提供政治稳定的解决方案是先验的和抽象的。亨廷顿的中心论证有两个相关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力量和公共利益。亨廷顿对二者的分析都不能令人信服。[23]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亨廷顿政治稳定的研究主要是梳理和阐释,寻找其政治稳定观中能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所用的理论营养,批评性不足。而国外的学者对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观进行了详尽地批评,从亨廷顿政治稳定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理由进行了评价。

四、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思想及其标准

亨廷顿寻求政治稳定的路径是政治制度化。他对政治制度化的论证非常充分而且有力。可以说,亨廷顿是从传统的制度研究到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过渡性人物。不过,其政治制度化思想也遭到了很多批评。

Mark Kesselman认为政治制度化体现了诱人的价值,并且有助于推进公众利益。但是,这些价值是靠不住的、难以操作的,而且制度化和秩序都是包含代价的。实际上,政府尽力扩大这些价值,但是它们的要求有分歧。例如,自主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冲突。强大的政府比弱小的政府更能够创造公众利益,但是它同样也更能够阻碍公众利益。[24]

Alexander J. Groth使用了房间的例子来说明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的四个变量之间并非是能够互相调适的。测量房子的空间时,我们使用的是长、宽、高三个变量。三者的乘积就是房子的空间。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比较不同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的水平,我们使用“适应性”来对比“连贯性”;或者“复杂性”对比“自主性”。这些变量能否互相补足?是否是同时需要的?是否要达到同一水平?这些都值得怀疑。[25]

陈鸿瑜认为亨廷顿所列举的衡量政治制度化的尺度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譬如,组织制度要存续多久才能制度化?政治组织和程序能不受其他社会因素之影响吗?能够测度制度的自主性吗?[26]张星久认为亨廷顿提出制度化这一重要概念,并列出自主性、复杂性、适应性和凝聚性四个衡量指标,但是难以操作,令人生疑:一个政治体系到底怎样才是具备这四个条件,达到了制度化呢?岳世平也考察了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的缺陷:很难适合各国的国情;使人感到难以操作,有些地方令人费解;在亨廷顿列出的四个指标中,用时间存续的长短作为衡量组织适应性高低的标准,有失偏颇。当然,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对维护中央领导权威具有启示意义。[27]

国内外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其四个指标的内部调适性、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问题上。毕竟,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稳定的药方就是基于政治制度化的,如果政治制度化不具有操作性,那么其政治发展理论的大厦根基就会不稳固。

五、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变化

亨廷顿自1965年发表《政治发展和政治衰朽》一文以来,其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从早期关注政治发展,到关注政治民主,再到强调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邱国成从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观的缺点入手来分析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的重大变化:即民主取向的政治发展观取代了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亨廷顿早期的政治发展观的核心要素渗透着稳定目标的规制。但是,要保持政治的稳定,就必须对政治参与进行限制,但限制政治参与,又破坏了政治参与的动力。正是由于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亨廷顿对政治发展观作出修改。这一修改过程首先是从政治发展的定义开始的。在70年代,他抛弃了制度化的定义,到80年代,他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分析。到90年代初期,民主的目标代替了稳定的目标。[28]

李淑艳考察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她认为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为发展中国家确定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三个: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而在《难以抉择》中确立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与选择。而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根据政治精英的需要和态度来决定。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亨廷顿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要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29]

可以看出,亨廷顿引领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方向。随着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变迁,亨廷顿也适时地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修正。学界对亨廷顿政治发展变化的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作深入的分析。

六、结语: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表现在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概括上达成共识;深入研究了其政治稳定思想和政治制度化思想;剖析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然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上存在诸多不足,这体现为:一是没有关注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连贯性,仅仅考察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变化,而没有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中的不变主题;二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亨廷顿思想时,往往对其思想作简约化处理,引用者多,而深入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内涵的研究较少;三是没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来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脉络应当如何梳理,没有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肖像的背景。

鉴于亨廷顿是美国20世纪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活化石,也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应当扩大视野,应当从思想史、比较研究等角度来深入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未来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领域展开:

第一、要考察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渊源。我们认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来源于三位学者:一是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Kaplan在访谈亨廷顿时,亨廷顿谈到他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孩子。亨廷顿对秩序和稳定的关注主要基于尼布尔的人性理论。二是马基雅维里。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曾经提及自己就是现代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对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析,正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源泉。三是路易斯·哈茨。作为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哈茨对自由主义和美国建国理论的研究深深影响着亨廷顿。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在多部著作中提及哈茨及其研究。当然,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当时的政治发展理论家如阿尔蒙德、多伊奇等也是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来源。

第二、要探寻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中不变的主题。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前期强调稳定和权威,到后期强调民主和参与。我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亨廷顿政治思想仍然具有连贯性,这就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对秩序的关注。早在《士兵与国家》中,亨廷顿通过对美国军民关系的研究表现出对秩序的偏爱。这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表现更加明显。而后来的《难以抉择》和《第三波》,虽然是从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角度去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但是亨廷顿的终极关怀仍是秩序。他试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寻找秩序与民主的平衡。

第三、要比较研究亨廷顿与其它政治发展理论家的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云集了当时大多数优秀的政治学家,也形成了结构功能学派、社会进程学派和比较历史学派等三派。亨廷顿是比较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分析颇具特色。比较才能够鉴别出各种学派的优缺点,便于我们借鉴和运用。应当把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思想同比较历史学派的其他学者,如布莱克、巴林顿·摩尔等的思想作比较。

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阶段,这都对我们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并批判地借鉴其政治发展理论成为构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一大课题。


PS:是亨廷顿啦~是个有名的政治学家。你看看以上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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